10月19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2019年世界VR产业大会时宣布，中美新一轮经贸高级别磋商在诸多领域取得实质性进展，为签署阶段性协议奠定了重要基础。

“截至目前，虽然美国不断加大征税砝码，从最初的500亿美元、600亿美元、2000亿美元到3000亿美元，但是这些关税并没有完全落地，因而，中美贸易摩擦的称谓更加合适。”在近日举办的浦江养老金融夜话上，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黄奇帆认为，若一旦贸易战开始，不仅仅有关税战，随之而来的还有壁垒战、中美贸易关系脱钩、汇率战、金融战、长臂管辖战等，面临的情况将更加复杂。

在黄奇帆看来，企业应对中美贸易摩擦应该打好五张牌：市场是王牌，产业链是王中王，金融业是盾牌，补短板是关键牌，开放是永远的底牌。

从市场角度来看，黄奇帆认为，中国年度进口额达2万多亿美元，未来15年将有30多万亿美元的采购能力。此外，中国一年的服务贸易额达到7500亿美元，未来15年将增加到8万亿美元。预计未来15年，中国进口商品总额和服务贸易额将分别超过30万亿美元和10万亿美元。若丢掉中国市场，则将丢掉最大的潜在市场。

“50年前，国际货物贸易大多数是成品贸易，一旦加征关税，产品成本增加会导致不能出口，产业链就随之断裂。”黄奇帆指出，现在，70%以上的国际货物贸易为中间产品贸易，即上百个企业在几十个国家生产成百上千个零部件，然后运到一个国家组装成产品，再销往全世界。一般来说，跨国公司在全世界拥有上千个供应链，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体系。若美国举起关税大棒，看起来好像是打击了对方，但对方50%至70%的产业链又和本国息息相关。

黄奇帆表示，中国虽然只有1500亿美元可以加征关税，从数量上不能与美国抗衡，但会对美自身造成影响。相反，中国从美国进口的粮食、飞机、天然气、原油等并没有形成产业链，因而中国征税对美国的伤害可能更大。

“一旦发生金融战，金融系统不受冲击是核心和关键的一环。这就需要按照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要求，去杠杆、去泡沫。”黄奇帆强调，应对金融战、汇率战、长臂管辖战等，我们也需有相应的反制措施，比如推进人民币逐步国际化、促进跨境人民币交易与两国间的货币互换、推动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等，还要引进更多的外资金融机构。

“目前，我国创新驱动的关键在于基础研发投入不足，亟须弥补科技领域短板。”黄奇帆介绍说，2018年，美国研发经费为4765亿美元，中国排第二位，为3706亿美元，日本排第三位，为1705亿美元。在中国投入的3706亿美元中，仅有5%投资在核心的基础高科技研发方面，未来应该更多投入到科技领域。

《2018年全国科技经费投入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中国基础研究经费投入占比持续偏低，基础研究经费为1090.4亿元人民币，首次突破千亿元大关，占R&D经费比重为5.5%，与上年持平。此外，企业依然是科技经费投入主力。2018年，我国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投入的三大主体，企业、政府所属研究机构和高等学校的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分别比上年增长11.5%、10.5%和15.2%，企业依然是全社会研究与试验发展经费增长的主要拉动力量。

黄奇帆还认为，中国需用更大的开放化解中美贸易摩擦，争取与其他国家和地区建立更多的自由贸易区。
“开放是永远的底牌”。黄奇帆指出，与此前相比，中国对外开放呈现五个新特征：

一是从走出去，以出口导向为主转变为既鼓励出口，也鼓励进口，出口和进口双管齐下、共同推进。

二是国家不再一味地靠引进外资，改变原来的引进来为主的国际投资交易，既鼓励引进来又鼓励走出去。

三是中国的开放不再是沿海地区先行开放、中西部慢慢跟进的模式，而是东中西部地区同步开放，设立18个自贸试验区，实现沿海、中部和西部全覆盖。

四是坚持全方位、宽领域、多渠道的开放，不仅仅局限于工业、商贸、建筑业、房地产领域的开放，我国的服务业、服务贸易、金融、公共服务、教育、卫生、文化等领域的全面开放，再过几年，我们会迎来开放带来的增长、增量、投资。

五是中国融入世界已经不是过去简单地适应世界贸易规则和世界经济秩序，而是既融入适应，同时又参与改造或者制定新的国际规则。